纽约时报：泄密者曼宁的孤独之旅
【上读按】有人讥笑斯诺登为什么躲在俄罗斯，而不敢回美国投案自首；也有人嘲笑阿桑奇咎由自取，如果看看这两人的同案曼宁的故事，大概就不会这么轻易下结论了。切尔西·曼宁因为泄露情报，被处以35年重刑，最后下蚕室、变性后方得暂时出狱。但，已经变成了一个幽灵。以下转自百度百科：切尔西·曼宁_百度百科
布拉德利·爱德华·曼宁（英语：Bradley Edward Manning），美国陆军上等兵。他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下载了二十五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转交给维基解密。他在网络上向另一位黑客艾德里安·拉莫（Adrian Lamo）夸耀此事，遭举发。
2013年，曼宁被判在军事监狱服刑35年。被判刑后，她宣布自己要变为女性，并改名切尔西·曼宁。2016年，曼宁在狱中接受变性手术。2017年1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卸任前为他减刑，同年5月曼宁获释。2019年3月，曼宁再次被捕。2019年4月22日，美国联邦法院驳回了曼宁的保释上诉，他将继续坐牢。
泄密者曼宁的孤独之旅
作者：Matthew Shaer
翻译：王相宜、常青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一、「我想摆脱性别」
今年春天一个多云的早晨，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 爬进一辆黑色 SUV 车后座，指示保安人员开车送她到最近的星巴克。曼哈顿上空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曼宁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她脚穿粗重的马丁靴，带着雨伞，身上是一件彰显身材的黑色连衣裙，裸露着双腿。她画着淡妆：灰蓝色的眼睛周围有眼线的痕迹，一点点粉红色的唇彩。
在星巴克，她点了白巧克力摩卡，坐到旁边的高脚凳上。曼宁的身材一直很娇小（5英尺4英寸），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美国莱文沃斯堡军事监狱里，她非常认真地沿着监狱操场和监狱体育馆的跑道上跑步。从她的手臂和颧骨轮廓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变得柔韧结实。她看上去健康强壮，虽然带着些许不安的感觉，长期在狱中服刑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她被判35年徒刑，服刑七年后，她在八天前得到释放。即便事后看来，她的罪行也足以令人震惊：她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约25万份外交电报和约48万份军队报告交给了维基解密 (Wikileaks)。这些泄露加在一起，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记录泄漏事件，为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扫清了道路，并且令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的形象得到提升，此前阿桑奇在黑客圈以外少有人知。「要不是切尔西·曼宁，」2009年至2011年担任助理国务卿的 P·J·克劳利 (P.J.Crowley) 最近告诉我，「朱利安·阿桑奇无非就是另一个处在边缘地位，对他心目中美国霸权主义傲慢感到愤怒的小角色。」丹弗·尼克斯 (Denver Nicks) 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曼宁案的书，用他的话来说，曼宁的行为从广义上来说，代表着「信息时代自身开始爆炸」：一个新时代，现在内情泄漏可以成为武器，数据安全至关重要，而隐私则让人感到虚幻。
曼宁曾先后被关押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一个联合国专家称她所处的环境是「残酷」且「不人道」的，2017年1月，她终于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那里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减刑。四个月后，她重获自由，开始努力适应身边这个自己参与塑造的世界。喝完咖啡后，她从手袋里摸出 iPhone 手机，让保安开车送她回到她在曼哈顿的公寓。这是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装修简朴，有一个宽阔的玻璃桌和一张棕褐色的沙发，沙发对面，曼宁放了一个 Xbox One 游戏机。公寓里的艺术品是平淡乏味的汽车旅馆风格——一幅早期大师风格的人物画，一幅描绘森林里一匹斑马的油画。楼层很高，仿佛悬浮在酝酿暴风雨的云层之中，通过窗户，我可以看到哈德逊河对岸摩天大楼的尖顶。
29岁的曼宁敲了一下门边一个没接电源的微波炉，要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那里面。她解释说，微波炉里的法拉第笼可以屏蔽无线电波。但是那个没接电源的微波炉里已经装满了各种设备，包括两台 Xbox 遥控器。「你可以把它放在厨房的微波炉里，」曼宁说，意识到自己的请求有多么奇怪，她耸了耸肩，「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她回忆说，她上一次亲自接受记者面对面的正式采访是2008年在纽约婚姻平权游行上。此后将近十年里，监狱管理者阻止她和公众直接接触，因此她一直保持缄默，与此同时，她的故事被写成书，被改编为歌剧和小成本舞台剧，登上无数杂志文章，它们大都是在曼宁公开跨性别者身份之前写的。「那不是完整的故事，」她告诉我，「不是关于我的完整故事。」
虽然她自己的声音是缺席的，但是关于她，出现了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叙事。第一种叙事把曼宁描述为——用唐纳德·特朗普的话来说——「忘恩负义的叛徒」。另一种叙事则把她奉为跨性别者的偶像与信息透明的捍卫者，就像曾经当过检察官的蔡斯·马达尔 (Chase Madar) 最近对我说的，是一个「非宗教的殉道者」，他也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曼宁案的书。但是在曼宁面前，这两种叙事似乎都简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尤其是因为曼宁自己显然仍在努力思考，想要弄清她七年前所做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问她，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她变得非常不安。「我没有……」她开始说道。「这个，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忙着生存下去，我根本没有重点关注这个。」
但是，我追问，她肯定会感觉自己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她回答说，「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一切更重要。这是一个反馈回路。」
就切尔西·曼宁记忆所及，早在儿时住在俄克拉荷马市市区边缘的克雷森特那段时期，她就曾经有过强烈的困惑感，她要努力让自己搞清楚某些持续不断的、和精神状态有关的东西，更不用说让姐姐凯西 (Casey) 和她的父母布赖恩 (Brian) 与苏珊 (Susan) 也明白。在一次采访中，我提到我听临床心理学家将性别焦虑比作「无时不在的巨大牙痛」。曼宁脸上一阵泛红。就是这样，她同意：「早上、晚上、早餐、午餐、晚餐，无论你身在何处。它到处都跟着你。」
她的父亲是赫兹公司的 IT 部门经理，曼宁回忆说，五岁那年，她对父亲承认她想成为女孩，「做女孩做的事情」。对此，布赖恩就男女「生殖管道」的本质区别做了一番冗长而笨拙的讲话。但是曼宁告诉我，「我不明白这和你所穿的东西或你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不久后她开始溜进姐姐的卧室，偷偷穿上凯西的酸洗牛仔裤和牛仔夹克，对着镜子涂上口红和腮红，楼下一传来风吹草动，她就拼命擦掉脸上的化妆品。
「我想要像她（凯西）一样，像她那样生活，」曼宁说。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便向一个直男朋友出柜，告知对方自己是同性恋。那位朋友理解她；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则没有那么善解人意。曼宁试图收回自己的坦白之词，但没有成功，继续遭到戏弄。「有些日子，我回到家会哭出来，如果我父亲在场，他会说：‘别哭了，爷们些。比如，回去朝那小子脸上擂一拳，’」她说。那是1990年代末，跨性别者权利运动在美国社会中还处于极为边缘的位置。「耸动的电视节目中关于变装皇后式异性着装的描绘，是我最接近相关信息的渠道」——比如杰瑞·斯布林格 (Jerry Springer) 的节目。她花更多时间待在家中，摆弄她父亲总是会带回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尝试鼓捣基本代码。
她的父母有着自己的问题。曼宁12岁那年，苏珊吞下一整瓶安定。凯西打了911，却被告知最近的救护车要半小时才能赶到。凯西把母亲弄到汽车上；而布赖恩据曼宁所说喝得烂醉，无法开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留下惊恐的切尔西待在后面，确定母亲还在呼吸。她告诉我那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自那以后我成长得很快，」她说。（记者未能联系上布赖恩并请其置评。）
父母离婚后，曼宁于2001年随苏珊搬到其老家威尔士。切尔西说，在那里，她全盘掌管家中事务，付账单并负责很多东西的采购。那里也给了她自由：她可以在便利店给自己买化妆品，带妆在公共场合出现几个小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将化妆品扔进垃圾桶。很多晚上她都是守着电脑在 LGBT 聊天室里度过的。在克雷森特生活的时候，曼宁曾吸纳父亲的保守派政治观点——「我一度不质疑任何事，」她告诉我。但在哈沃福维斯特镇的塔斯克尔·米尔沃德中学 (Tasker Milward)，她学习了与民权运动、红色恐慌以及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囚禁有关的知识。在历史课的学期论文中，她表达了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合理性的怀疑。
当曼宁于2005年返回美国，与布赖恩及其续娶的妻子在俄克拉荷马市一起生活的时候，即便没有彻头彻尾地转变，也已经变了一个人：她画眼线，留长发，并将头发染成黑色。「我认为，或许我想要摆脱性别这种东西，成为中性的存在，就像雌雄同体，」她告诉我。她在一家互联网初创企业找到了份工作，还通过交友网站遇到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后者当时住在70英里外的邓肯镇。但曼宁说，她的继母禁止她踏足厨房：「她觉得我是不洁的。」
曼宁没有向任何人坦白她日益意识到的一件事：她不是同性恋，不是异装者。她是一个女人。2006年夏天，与男友分道扬镳后，她把自己的物品高高堆在红色尼桑皮卡的驾驶室里，永远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市。随之而来的是四处漂泊的生活——前往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在一家比萨店工作；还曾抵达芝加哥，在吉他中心 (Guitar Center) 工作；往东到了华盛顿郊区，和一个姑妈一起生活，与姑妈同住期间，她感受到了和父母之间从未有过的那种亲密。她在一名心理医生处接受过四次咨询辅导，但减压效果并没有超出与朋友或家人交流的程度。「我当时很害怕，」曼宁说。「我不知道生活可以变得更好。」
布赖恩·曼宁以前常常向曼宁动情地回忆其军旅生涯：他说那段岁月塑造了他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曼宁当初还没做好把那些话听进去的准备。她现在准备好了。报名参军或许是一件可以让她变得「爷们些」、祛除她的痛苦的事情。此外，虽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不再那么黑白分明，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爱国者。「我还记得2007年夏天，我每天都坐在那里，打开电视」，收看来自伊拉克的新闻，她告诉我。「增兵，增兵，增兵。恐怖袭击。叛乱分子……我只是觉得或许我可以有所贡献。」
那年秋天，曼宁报名在密苏里州欧萨克的伦纳德伍德堡接受基础训练；几天后她的胳膊受了伤。「教官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像我在装病之类的，」她说。「但我的内心独白却是：‘不，我并非试图逃避什么东西。我只是真的无法感知到我的右手。’」一名曾和曼宁一起待在密苏里州的士兵后来向《卫报》(The Guardian) 回忆，曼宁常常被称为「娘炮」。「到处都有人这么叫。他无法取悦任何人。他试过。他真的努力尝试过，」那名士兵说。
亟需更多人员去抗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军的美国陆军，在新兵训练营给了曼宁另一次机会。2008年，她完成基本训练，进入亚利桑那州华楚卡堡的情报学院——她觉得该学院有点儿像社区大学。在那里，她学习了如何对重大行动，也就是美国军事术语中的「SigActs」进行分类整理——这一工作所涉的关于对峙、爆炸和交火的书面报告、照片和视频，共同构成了现代战争的马赛克。曼宁告诉我，她在华楚卡堡和搞情报的那些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和她一样都有种内在的极客特性。「那里有更多志趣相投的人，」她说。她还表示，「不是‘来，来，你需要做这个’这种。他们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鼓励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决定。」
在第一个服役地点，纽约州北部的德鲁拉堡，曼宁的部分职责是帮助打造自动追踪和分类整理来自阿富汗的重大行动的数字化工具——曼宁所在的部队起初预计会被派驻到阿富汗。她每天花很多个小时观看幽暗的夜视视频、阅读来自遥远战场的报告。她已经见识到日后促使她泄密的那种血腥。但她处理材料时与之保持着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她告诉我，她当时依然「渴望」上前线，「我的渴望非常迫切。」
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网站，她结识了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书卷气十足的泰勒·沃特金斯 (Tyler Watkins)。她开始驱车造访波士顿地区的沃特金斯——在那里她成了麻省理工大学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合作生活社区 Pika 的常客；还曾到访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的 Builds——当地黑客群体的一个枢纽。在 Pika 的聚会上，她找到了和自己看待编码的思维一致的朋友：视之为情感的发泄、消遣和使命。当时在麻省理工读本科的朱岩（Yan Zhu，音）回忆说，曼宁「显然很聪明」，虽然「有些焦虑」。朱岩清楚地知道，曼宁那时候「正被什么事情困扰着」。但她从未有机会找出答案：那年秋天，曼宁所在的部队被派往伊拉克。
###二、幻灭之后的顿悟
2009年10月，曼宁跳上一架黑鹰直升机，从巴格达飞往该市以东30英里处的哈默前方作战基地。机舱内，被固定在飞机活动座椅上的她开始把一些名字与此前对她而言一直是数字化抽象事物的东西对应起来。「我提前九或十个月就开始看图片，」曼宁回忆说，「我俯瞰下方，由于对那片土地非常了解，我认出了那些社区，激动地看着那里的人们走来走去，看着他们开车，看着那些建筑物和树木。」
哈默前方作战基地低矮的建筑为沙漠所环绕，夏天被阳光炙烤，秋天尘土飞扬。每天夜里9点，曼宁都会从铺位上起身，穿上标准配发的视觉伪装服，拿起步枪。飞快吃完相当于早餐的晚餐后，她会走进一个「敏感信息隔离设施」（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简称 SCIF），开始工作。所谓 SCIF 其实只是「胶合板箱」的美称，空气流通极度不畅。曼宁的 SCIF 位于一个篮球场上，她要坐在罚球线边一把有靠背的办公椅上，对着三台笔记本电脑，值一整夜的班。曼宁的与世隔绝有了新形态：她躲在黑暗的 SCIF 里，一连工作八小时，筛查前线的美国军队通过安全方式提交的报告，为高级情报官员分析整理原始数据。她仍然与真实的冲突保持着距离，尽管她能听见汽车炸弹的爆炸声，有时还会遇到刚跟敌人交过火，晕晕乎乎、风尘仆仆的士兵。
曼宁告诉我，起初，她太忙了，顾不上对大量见闻作太多思考。「干我那份工作，你其实甚至无法看完所有文件，」她说。「你必须快速浏览，明白什么重要、什么无关紧要。」不过，比起前线的步兵，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在伊拉克的角色有了更全面的看法——通常来说，简直是从空中俯瞰般的视角——10月过去，11月到来之际，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惊愕于公众对这场似乎徒劳无功、无休无止的血腥战争竟然如此缺乏认识。「到了某一时刻，」她告诉我，「我不再看记录，而是开始看人」：流血的美国士兵，中弹的伊拉克平民。
极少数情况下，曼宁不必待在 SCIF 里，而是陪同高级官员去和伊拉克军方以及伊拉克联邦警察局的人会晤，大家团团围坐的场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幻灭感。「在那些茶话会上，有身穿蓝色制服的伊拉克联邦警察，有身穿旧巧克力色迷彩服的伊拉克陆军，还有我们，身穿模糊的绿色数码迷彩服的美国人，」曼宁说——每个人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常常有着相反的目的，无法沟通。「我本以为事情非黑即白。但事实并非如此。」
曼宁告诉我，她第一次听说维基解密 (WikiLeaks) 这个名字，是2008年在瓦丘卡堡上计算机安全培训课的时候。到2009年末，她已经开始登陆那个网站的互联网中继聊天室（Internet Relay Chat，简称 IRC，一种半加密协议，是黑客们当时颇为青睐的交流方式）。起初，她是一个观察者：她被朱利安·阿桑奇及其团队正在做的工作深深吸引，但不太认同他们关于绝对透明的观点。她告诉我她当时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很多事情都应该保密。」「敏感信源要受到保护。军队的行动要受到保护。核信息要受到保护。但我们不该掩盖过失。不该掩盖政策失误，不该掩盖历史。不该掩盖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她即将采取行动，但从未跟哈默前方作战基地的朋友们谈起那个 IRC 频道，也未谈起她自己内心的动荡。她现在正奋力保有两个堪称可以改变人生的秘密。她不能公开讨论自己的性别认同：「不要问，不要说」的政策当时尚未废除，要再过好几年，跨性别人士才会获准光明正大地报名参军。「我在网上猛刷剧集。我抽烟抽得很凶。我喝大量咖啡。我去餐厅尽可能多地吃东西。只是想逃避片刻，或者制造某种解脱之感。」她的男友基本没帮上什么忙：曼宁能感觉到他离自己越来越远。「我不愿承认，但我有种感觉……我正在被遗忘，」她告诉我。
曼宁接下来有两周的假期。她打算去波士顿，设法和沃特金斯重拾旧好，还要去华盛顿郊区探望姑妈。她梦想着利用这个机会，以跨性别人士的身份向家人和朋友出柜。「我在脑海中不停想象着这样的时刻，」她告诉我，「把事情高声说出来。」但她心里清楚，她永远也无法闯过这一关。
离开哈默前方作战基地前，曼宁从政府的综合信息数据网络交换 (Combined Information Data Network Exchange) 系统中下载了几乎所有的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重大行动报告，并把经过压缩的数据烧制在 CD-RW 光盘上，其中一个光盘被标注为「Lady Gaga」。这一切都是在战友们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她接下来做的事情违背了她在瓦丘卡堡学到的最重要的戒律，也违背了她2007年的入伍誓言：她把光盘上的内容传到了她打算带回美国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上。她尚未决定要拿这些数据怎么办。
几天后，曼宁避开邻居们的目光，戴着一顶金色假发，伏下身子从姑妈家的侧门跑出来，开车前往火车站。她穿着一件深色外套，里面是在当地一家百货商店买的女士商务便装——她当时声称是买给一个要去参加工作面试的朋友。在华盛顿，她去了星巴克，到一家人满为患的餐厅吃了午餐，在一个书店的过道里走来走去；随后，她回到地铁上，乘地铁漫无目的地转悠。她极度欣喜于被视作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人，轻轻松松与人擦肩而过的感觉让她颇为自在——很少有谁多看她一眼。
「被派驻到伊拉克之前，我没有这种勇气，」曼宁告诉我，当时，她在私下里管自己叫布里安娜 (Brianna)。但在伊拉克度过的时光改变了她。「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死去，会促使你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有限，」她继续说道。她不想再躲藏。
这次出行是令人失望的两周假期的高光时刻。美国陆军批准曼宁离开哈默前方作战基地更长时间，她的家人来不及调整他们的安排，很难为切尔西抽出时间——姑妈正在国外旅行，姐姐刚生了第一个孩子。曼宁乘火车赶到沃特金斯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家中去看他，但她总觉得对方其实并不想让她待在那儿，于是她把逗留时间缩短了三天。
那时候，曼宁仍有可能带着未被泄露的文件返回伊拉克——即便她取消了自己的行动，也已经是非法的。但曼宁告诉我，身在美国令她产生了顿悟。她说，在国内她意识到，大多数民众根本看不到战争的真相，他们对伊拉克的了解不会超出报纸偶尔发表的文章或者有线电视新闻的字幕。「存在着两个世界，」她说。「美国的世界，以及我（在伊拉克）看到的世界，」她继续说道。「我想让人们看到我看到的世界。」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华盛顿。曼宁的姑妈仍然在外度假。曼宁独自把部分文件传到一张小小的存储卡上，并准备了一份她想要随这些信息一起发出的匿名文本文件。「这可能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能拨开战争的迷雾，揭示21世纪不对等战争的真实本质，」她写道。「祝好。」
曼宁告诉我，她把信息提供给维基解密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她原先计划把这些数据交给《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休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周，她换了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给两家报纸的总办公室打电话，给时报的公众编辑留言，还与《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作者进行过一次让人沮丧的通话，后者告诉她，她必须对那些文件有更多的了解，编辑才能决定做一篇报道。她也曾与《政治》(Politico) 杂志匆忙约定过一次会面，但后来因为天气不好被取消了，她原本希望在那次会面中把自己介绍给这家网站的安全博客作者。「我想尽力建立起一种追踪不到我的关系，」曼宁告诉我。但她没有时间了。她说有一种清晰无误的使命感占据了她的身心：「我需要做点什么，」她对我讲道。「什么也不能阻挡。」
2010年2月3日，曼宁登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用一个安全文件传输协议把文件发给了维基解密。
回到哈默基地，事情的进展加快了；一切好像是同时安生了。曼宁离开了整整两周，有许多东西需要跟上的——「我得干三倍的活，」曼宁告诉我。没有迹象显示维基解密收到了她的文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军队知道出了问题。她记得自己当时始终处在极度焦虑的状态。睡得更少，烟抽得更凶了。
2月中的一次在 SCIF 的休息时间，她注意到维基解密的 IRC 频道上出现了一条有趣的对话串，参与者们在里面讨论冰岛的金融危机——这是曼宁通过阅览她作为分析师所能获得的安全外交电报得出的结论，认为这种崩溃正在蔓延，原因是美国不作为，以及她所说的荷兰和英国的外交霸凌。「在我看来，我们没有介入，是因为这么做从长远看没有什么地缘政治上的好处，」她在后来作证时说。依据与之前相同的步骤，她又给维基解密泄露了好几份与冰岛危机有关的外交电报；这一次，维基解密不到几个小时就发布了这些文件。曼宁感到十分兴奋：如果这些外交电报被维基解密收到了，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之前发的比这大的多的有关重要信息的泄密文件应该也收到了。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曼宁与某个人进行了几次 IRC 聊天。在曼宁的在线地址簿上，她称此人为「纳撒尼尔·弗兰克」(Nathaniel Frank)，名字来源于《非己方火力：同性恋禁令如何破坏了军队，削弱了美国》(Unfriendly Fire:How the Gay Ban Undermines the Military and Weakens America) 一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肯定，弗兰克就是阿桑奇，不过曼宁拒绝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大部分聊天内容是机密，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可能被用于对付阿桑奇。
在散播重大行动和冰岛电报之后，曼宁泄露了另一个更难忽视的机密。维基解密以《附带的谋杀》(Collateral Murder) 为题，公布了那个三年前拍摄的视频。它是被安装在美国直升机上的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视频显示，在一个报告发生了轻武器交火的区域，两架武装直升机向一群人靠近。直升机上的人员多次要求准许进攻——「咱们开火吧！」有一个声音说道——而后，他们获得准许，开始开火。2007年的这次袭击总共至少导致十几人死亡，包括几个平民和路透社的两名工作人员。曼宁表示，她知道路透社曾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要求美国政府提供视频拷贝，但从未收到过。她说，这是一个痴迷于全盘保密的政府最恶劣冲动的表现。「让某些信息保密几天、甚至几年是合理的，」她对我说。「问题是，慢慢地，一切都被默认为是机密。」
在漫长的聊天过程中，曼宁与纳撒尼尔·弗兰克的关系加深了。曼宁喜欢上了自己作为真相讲述者的角色，交出了关塔那摩湾美国拘押中心的一小份《拘留人员评估简报》（Detainee Assessment Briefs，简称 DAB）。「这样一个不透明的环境已经迫使我决不把透明、公开和诚实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她曾向前黑客阿德里安·拉莫 (Adrian Lamo) 写道。曼宁是把拉莫当作倾诉对象而跟他联系的，并不知道他已经在与政府调查者合作。
不过，当时在私下里，她已经在崩溃。调查她的案件的军方调查人员后来披露了几个他们称为「怪异行为」的细节，包括她迷茫的眼神，还有一次，曼宁被发现在一间库房的地板上往旁边的椅子上刻下「我想」(I WANT) 的字样。她回忆说，当时整个小组都「紧张不安」，经常爆发言语争论和争吵。他们的行动正接近尾声，「人们开始厌倦彼此，个人敌意开始爆发」。
4月，曼宁用电子邮件向军队上级发送了一张休假时在华盛顿拍的照片，上面是她打扮成布里安娜的样子。「现在我知道自己是谁，」曼宁告诉我。她写道：「但是我身边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她的电子邮件标题是「我的问题」。她的性别认同问题是「不会消失的」，她写道。「现在，它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曼宁说，她的队长确认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但「把它当丑事瞒下来了」。）
曼宁告诉我，在5月，她已经决心以告密者的身份面对公众，但她仍在努力解决如何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这个问题。她一直无法确定该怎么做。五月底，她被叫进一个会议室，两名来自陆军刑事调查处的特工在那里等着她。曼宁很害怕，但是她努力没把恐惧表现出来：「当时我把精力集中在内心深处：我是谁，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她回忆。她撤退到了自己的「头脑之中」。几天后，她被铐起来，坐飞机前往科威特的阿瑞坎军营，被锁进一个大钢笼里。她跪倒在地，读到栏杆上刻着的字：韦恩堡制造。
###三、
七年之后，无论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还是后来公开的外交电文，所产生的影响都还是无法估量的。「这些材料几乎触及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外交关系，」国务院前官员克劳利谈及电文时说。其后果旋即浮出水面：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 (Carlos Pascual) 因为在电文中对墨西哥禁毒战的效果表示怀疑而辞职——相关电文的公布破坏了帕斯夸尔和墨西哥时任总统之间的关系。驻利比亚大使金尼·克瑞兹 (Gene Cretz) 被召回，因为他在电文中详细描绘了穆阿迈尔·卡扎菲 (Muammar el-Qaddafi) 政权怪异的行事方式，其中包括雇佣一群乌克兰女保镖。人们还常常认为，与突尼斯强人领袖宰因·阿比丁·本·阿里 (Zine el-Abidine Ben Ali) 有关的电文被公布，在激发该国民众起义方面发挥了作用。
与曼宁期待的情形一致，关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文件，向世人明明白白地展现了这两场冲突的龌龊之处。《卫报》(Guardian) 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表示，来自阿富汗的文件所揭露的战争，截然不同于「经过倒饬和美化的‘公共’战争」，不同于人们从官方公报和必然受限的简略的嵌入式新闻报道中瞥见的那种。
猝不及防的文件外泄令美国官员极为愤怒。国务院官员伊莉莎白·迪布尔 (Elizabeth Dibble) 后来作证说，电文的发布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们的外交往来就这样被公之于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公共网站上看到」。
电文的发布是否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目前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维基解密网站发布完整的阿富汗战争日志时，朱利安·阿桑奇只是涂黑了部分内容，对一些与联军串通的阿富汗人的名字未作处理。（不过，如 CNN 后来所言，对于伊拉克战争日志里的名字，他「涂黑时下手要重很多」。）2010年，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罗杰斯 (Mike Rogers) 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有可能因为这些信息遭到泄露而被杀害。」但美联社 (The Associated Press) 和麦克拉奇报业 (McClatchy) 进行的后续核查显示，这种风险被「夸大」了，而且在曼宁接受审判时，来自政府部门的证人作证说，没有任何美国人的死亡可以被归因为她的泄密之举。不过，克劳利说，缺乏与致人死亡有关的证据并不等于没有造成伤害：「她毁掉了许多情报源，」他说。「那些向我们告发塔利班在其村中所作所为的阿富汗人，因为她而置身险境。」
在科威特的那个钢笼里，曼宁对事情的余波一无所知。「我完全与世隔绝。」她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下结论说，「我已经被遗忘，我根本就是消失了。」她估摸自己被拉莫出卖了，但不确定有关她参与泄密事件的消息是否已被公开。当时的科威特刚刚进入暑季，从外边刮进来的尘土粘在她的牙齿上。她唯一能接触到的人是给她送饭的警卫。「我一到拘押中心就告诉他们，我是跨性别者，」曼宁告诉我。「‘我是女人，’我坦言相告。他们笑了起来。」在完全的孤立中，曼宁发现自己正被愤怒和悲伤吞噬。官员们注意到了曼宁的律师所说的她「不受控制地呼喊、尖叫、颤抖、含糊叫嚷、用头撞向牢笼、喃喃自语」的情景。
曼宁对我说：「我担心自己后半生都会在那个小牢房里或类似的小牢房里度过。我觉得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周后，她用铺盖做了一个套索，进行了一次她称为「半心半意的」自杀尝试。「我差不多知道，我死不了。」它引起了看管人员的注意，根据曼宁的法律团队后来获得的医疗评估，一名军医诊断她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很可能还有性别身分障碍」。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导致她鼻腔出血，严重恶心。她吃不下饭。她的皮肤最终变成了蜡黄色。7月底，阿富汗日志在《卫报》等报纸上公布四天后，曼宁被戴上镣铐，送上一架军用包机。她说，之前看守对她说，她将被「送到一艘海军巡洋舰上」关几个月。现在，押送者又说要把她送往关塔那摩。在飞行途中，情况最后一次发生变化：她将被送往弗吉尼亚匡蒂科海军基地的禁闭室。
到达之后，她才得知，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她是谁。「所以，你就是曼宁！」一名魁梧的海军陆战队员带着令人不安的热情说。他还说，福克斯新闻天天都在说曼宁的事。在把曼宁转往匡蒂科时，政府声称会给她提供更适合她脆弱精神状况的设施。不过，2011年，部分作为对曼宁遭遇的回应而进行的一项军事调查表明，情况正相反：在匡蒂科，曼宁每天有23个小时待在6乘8英尺大的牢房里，关了近9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预防伤害（Prevention of Injury，简称 POI）状态。联合国特别调查员后来称她的生活条件可以被称为折磨。在预防伤害期间，曼宁穿着所谓的「防自杀罩衣」，它是一种白色尼龙服装，几乎不可能扭动或撕成套索。她没有枕头，也没有床单。白天，她被要求定期口头确认自己没有问题（调查结束后，军方下令关闭匡蒂科的整个审判前监禁区）。
今年春天，我让曼宁描述当时的生活情况时，她用现在时态给予回答。「情绪更激烈，」她说，「没有任何释放的出口。看守一句刻薄的话」——通常是对她性别的嘲弄——「会把你逼疯。彻底逼疯。有时我知道自己困在牢里，无处可去，因愤怒和沮丧而不安地踱步。内心很煎熬，特别无助，」她接着说道。「我开始喊叫，不是冲着某个人喊，或者声嘶力竭地唱歌。」
不过，曼宁偶尔可以会见外面的来访者，她的姑妈来到看守所。「虽然我们中间隔着树脂玻璃，周围都是录音设备，」曼宁对我说，「但对我来说，那是最有力的会面之一。」她们小声交谈。「我们爱你，」姑妈对她说，「我们想念你。」她们打算请一名独立律师，最终选择了戴维·库姆斯 (David Coombs)，他是一名四十出头、作风强硬的律师，曾在军法署 (Army’s Judge Advocate General’s Corps) 供职十多年。
曼宁在科威特和匡蒂科的遭遇开始传出，传到了劳伦斯·特赖布 (Laurence Tribe) 和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等法律界名人那里，他们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们所称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拘留条件」。2011年春，政府再次将曼宁转走，这一次是送往莱文沃思堡的中西部联合管教所 (Midwest Joint Regional Correctional Facility)。在堪萨斯州，她被和其他人关押在一起。曼宁回忆说，这「彻底动摇了整个系统，因为之前不管去哪里，我都戴着镣铐，或者被关在小房间或牢笼里」。
在这个地方，囚犯不需要工作，所以她待在图书馆里，帮助库姆斯和助手们准备她的案件。她面对数量惊人的22项违规行为指控，从规避安全机制到通敌，后者有可能令她被判终身监禁。春天的两个月里，曼宁被转移到马里兰州米德尔堡之外的一座平民监狱，库姆斯与政府律师们争吵，强调了曼宁所在部队单位存在他所说的普遍的「目无法纪」状态，以及她的 SCIF 中的安全规章很糟糕。最后，他辩称，曼宁的性别焦虑——以及军队无法提供治疗——可能会影响到曼宁的智力和判断力。几天后，法官判决曼宁几乎犯有全部罪行，只有两项除外。她被免除了通敌罪行，避免了终身监禁。曼宁告诉我，这个判决令她如释重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明显的原因：她还担心通敌指控将为起诉泄密者定下一个可怕的先例。「我现在仍然担心这种指控遭到滥用，」曼宁说。
她自己决定不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性别认同，担心这会使已经很繁琐的审判变得更加复杂化。但是，听到在判决听证会上作证的跨性别朋友劳伦·麦克纳马拉 (Lauren McNamara) 的证词，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极限。「我厌倦了伪装，」她告诉我。她写了一个声明，将自己称为切尔西，这个名字是她小时候玩 Sims 游戏时用的。8月22日，戴维·库姆斯出现在 NBC 的《今日》(Today) 节目上。主持人之一萨万娜·格思里 (Savannah Guthrie) 读了她的声明：「当我转变到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认识真正的我。我是切尔西·曼宁。我是女性。」曼宁没有看到这段节目以及人们对它的反应。她当时正在前往美国莱文沃思堡军事监狱的飞机上。
###四、变成女儿身
美国军事监狱 (USDB) 位于莱文沃思堡北端，离第40军警拘押和安置营 (40th Military Police Internment and Resettlement Battalion) 总部不远。这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有515张床，用于安置服刑时间最长的军事囚犯，在这里服刑的人包括2013年被控屠杀16名阿富汗平民的罗伯特·贝尔斯上士 (Robert Bales)。曼宁在那里服刑期间，几乎一直住在二层。她的牢房十分狭小，只有一张简易床、一个马桶、一面镜子和一个水槽。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北，能让她看到周围的风景。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天气就成了戏剧：白雪堆积在铁丝网上。叉状闪电划过天空，吓得鹿和兔子慌乱地寻找遮蔽物。
在曼宁的军事法庭审讯期间，库姆斯将2010年他的客户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一位上司的照片作为呈堂证供。那张照片后来发给了新闻媒体，并在2013年秋随附成百上千篇关于曼宁跨性别转渡的文章一起刊登了出来。那张照片成为曼宁的形象代表，这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那跟她在莱文沃思堡的经历有天壤之别，」跨性别活动人士、曼宁的朋友埃文·格里尔 (Evan Greer) 对我说。「我认为，有些人看到了那张照片，那个绚丽的假发，以为她在狱中那么自由。」
但实际上，曼宁在外表上处处受到军规的约束，从内裤到发型——按照军规第670款第1条的规定，她的发型必须保持「整洁、保守的风格」。非跨性别人士很难理解曼宁当时的处境：她已经公开宣布自己是女性，但依然被按照男性称呼和对待——尤其是莱文沃思堡的工作人员。曼宁的一位律师文森特·沃德 (Vincent Ward) 回忆称，自己观察过那些监狱看守对待自己客户的方式。沃德曾是一名军方律师。他说，他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知道那种性格类型。从你走进监狱的那一刻起，你就能感受到霸凌、嘲笑和非议」。那种隔绝可能引发激烈的行为：研究过跨性别囚犯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在不给予适当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囚犯发生自杀和出现抑郁症的几率很高。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有些囚犯试图自己动手改变生殖器。
曼宁经常向朋友和法律团队的成员绝望地谈到，她感觉自己被身体里的睾酮和一种幽灵般的不可见性「毒害」：如果人们看不见她的真实样子，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从2013年一转到美国军事监狱起，曼宁就要求服用从男性变为女性所需的雌激素和抗雄激素药物。她被拒绝了：军方还没有批准对士兵进行激素治疗，更别提对犯人了。对曼宁的治疗仅限于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师的咨询。「允许曼宁作为女性生活——更别提开始让他的身体女性化——将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因为囚犯会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后来获得的内部备忘录中，监狱管理人员写道。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所监狱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曼宁的一名同为变性者的律师沙斯·斯特兰吉奥 (Chase Strangio) 越来越担心，他的客户可能会再次尝试伤害自己。最后，他向国防部提起了诉讼，其中提到了心理学家兰迪·埃特内 (Randi Ettner) 的临床评估，称曼宁「正经受巨大的心理痛苦，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包括自宫和自杀」。2014年夏天，军方同意给曼宁的牢房派送女用内衣，这在全军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前所未有的（莱文沃斯县的民法法官批准曼宁将自己出生证上的名字改为切尔西·伊丽莎白·曼宁）。2015年初，曼宁开始进行激素治疗，药物在食堂附近的医务室以药片形式发放。
对曼宁而言，激素疗法在初期极其有效：她的皮肤变软，体毛也变细了。但随着这种可喜的身体变化而来的，是让人不安的理智变化。「自青少年时期以来，这么多年里我建起了种种抵御情绪的围墙，」曼宁对我讲道。「当睾酮水平骤降时，我的情绪突然变得更加脆弱。我根本无法再掩饰自己的情绪：必须解决它们，而且通常要在当时当地。」这些情绪上来的速度超出了曼宁能掌控的范围：「好的情绪——比如信心和一种与朋友相连的感觉——混杂在许多坏情绪中，比如怀疑、孤独、不确定和迷茫。」为了获得支持，曼宁经常与跨性别者群体里的其他人谈心：斯特兰吉奥和跨性别艺术家、活动人士安妮·丹吉尔 (Annie Danger)。丹吉尔见证了曼宁摸索自己的女声的过程，「把它放在不同的音高，试图找到自己感觉舒服的位置，」丹吉尔告诉我。「我努力跟她讲清楚那个摸索、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重要。这真的是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在莱文沃思堡军事监狱，曼宁过着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大多数早上，她都在4点半醒来，离开绿色的床铺，就着挂在床上方的裸灯泡的灯光穿上衣服：白色运动内衣；过大的囚服——在她瘦小的骨架上晃动，犹如稻草人；以及军队发的靴子。「好的，」她一边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衣着一边说。「你能做到。」在餐厅快速用完早餐，然后去监狱的木头工厂，和一群囚犯从零开始制作用来在军营杂货店出售的家具。在另一位狱友的邀请下，她加入了每周一次的「龙与地下城」游戏，在其中扮演女贵族埃斯韦莱·邓恩德拉贡 (Esvele Dundragon)。
曼宁告诉我，即便在转渡后，其他囚犯也没有像看守那样对她进行肢体威胁。她说，在我于政府关押期间「遇到的所有人里」，那些「一直对我很好的人是其他囚犯——我不是说他们有多兴奋、高兴或赞同我什么的。」曼宁表示，少数几名狱友成为她的好朋友，其中包括克林特·劳伦斯 (Clint Lorance)，他是一名陆军排长，因命令自己的士兵朝三名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开火而被判二级谋杀。「要知道，在被关起来之前，这些人都是现役军人，」被军队的辩护上诉部指派为曼宁辩护的律师戴维·哈蒙德 (David Hammond) 在向我描述这种机制时说。「那种纪律性会保持下去。」
2014年4月，部队拒绝了曼宁请求宽大处理的申请，选择支持给她判整整35年刑期。虽然还有总统赦免或减刑的渺茫希望，但曼宁没有理由期待这个：白宫已经对泄密行为进行了谴责，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也是如此。曼宁知道，对她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正式上诉。但曼宁与监狱当局的斗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她感觉累了。她的头发还是剪成标准的男性长度。警卫们毫不留情。「如果你试图让他们在性别上更中立一些，他们就会特别强调性别，」曼宁说。她提出的进行变性手术的请求，也遭到了沉默的对待（据曼宁的律师透露，军队在去年9月批准了这项手术，但没有确定完成手术的时间表）。在曼宁看来，莱文沃思堡军事监狱「给一些人制造了一种会导致高压力水平的环境，而且往往是有意为之。这会让人垮掉。好人会垮掉。」
###五、重获自由
安东尼·拉比 (Anthony Raby) 是曼宁在美国军事监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2016年7月的一天，拉比正坐在钩编车间的长凳上为陆军新兵缝名签，一名狱友把一封信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你女朋友给你的，」那人说道。拉比不用问就知道对方说的是谁。
曾为陆军专业军士、因强奸一名幼童而被判30年有期徒刑的拉比，与曼宁相识于2013年，就在她抵达美国军事监狱不久后。那是他第一次遇到跨性别人士；他回忆说，曼宁当初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悲伤、古怪的小人儿」。拉比在寄自军事监狱的信中写道：「一个人认为其性别与出生时的性别不同，这就好比认为一只鸡是一顶帽子。我根本搞不明白。不过，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完全相信，应该向每个人展示爱与慈悲，因此我们聊了聊。」
拉比钦慕曼宁的聪明、机智，以及毫不掩饰的古怪。「我和古怪的人处得来，」拉比写道。曼宁经常去他的牢房跟他说话，在他面前发泄情绪，或哭泣——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因为逗留太长时间而违反狱方关于一人一牢房的规定。拉比似乎比美国军事监狱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监禁给曼宁带来的不良影响。「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拥有除仇恨、愤怒、怨毒、冷淡或冷漠以外的真实情感的人，监狱都不是最好的去处，」他写道。
现在，他的担忧得到证实。展开那封折叠起来并以一本邮票簿的备用胶封好的信，拉比看到的标题是：「切尔西·E·曼宁，关于：我的最后一封信。」他浏览了第一页纸。曼宁写道：她会在监狱7月4日的烟花表演结束时自杀。而烟花表演已于晚上10点结束。当时已是午夜12点25分。
拉比通知了钩编车间的一名警卫，并上交了曼宁的信。「凌晨1点左右，我听见警卫在广播里宣布对曼宁的监区实施警戒，」拉比告诉我。「我像个疯子一样踱步，以为他们没有及时救下她。」拉布不想激怒工作人员，竭力保持冷静。凌晨3点半左右，一名陆军调查员走过来告诉他：曼宁还活着。
官员们拒绝提供关于此事的细节，曼宁则告诉我，她只记得自己在一辆救护车中苏醒过来。不过知情者称，曼宁企图上吊，被警卫救了下来，有呼吸但没反应。曼宁对我说，在企图自杀前的日子里，她觉得极度低落和孤独。她曾下定决心撑到漫长周末的尽头，届时她的心理医生将返回美国军事监狱。「我没能做到，」她说。
去年9月初，她以绝食抗议她所称的「狱方与军方官员给予的无休止的、过分热切的审视」。直到狱方做出前所未有的妥协，公开宣布为她提供性别重置手术，她才停止绝食。
到9月末，曼宁被判处两周禁闭，缓刑一周。她的罪名是，行为——即企图自杀之举——有碍监狱的有序运行。
如曼宁所言，如果说狱方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鬼魂——活在支持者心中，但无法亲身和他们在一起——那么被关禁闭的日子就像是抹去她的存在。与世隔绝「会改变你，让你感到愤怒，」她说。「你开始忘记外边的世界——它不再有意义或与你相关。禁闭最黑暗的部分是，你开始忘记汽车、工作、家庭、天气、政治人物，忘记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
曼宁再次试图自杀，但在失去意识之前被一名警卫发现。一周后她被送回人群当中。她因愤怒和恐惧而失控。她告诉我，她当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在伊拉克和匡蒂科的经历而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第二次被关禁闭期间，曼宁经历了一次未被陆军记录在案的发病，在她企图自杀之后，这似乎表明她承受着精神上的极大痛苦。曼宁在案情摘要中详述了一场逼真的、至今让她感到困惑的噩梦——听见「几下经过消音的手枪声」，还听见一群陌生人描述将她转出美国军事监狱的计划。她说，她拒绝离开自己的牢房，而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一切如常，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在曼宁的律师们看来，他们的客户显然没有多少时间了。「切尔西需要帮助，但却没有得到帮助，」斯特兰吉奥去年冬天告诉我。他看过一份如曼宁所愿在去年11月提交的减刑申请。曼宁的律师随申请书附上了一封来自曼宁的信。「我不是布拉德利·曼宁，」他写道。「从来都不是。我是切尔西·曼宁，一名跨性别的骄傲女性，我通过这份申请书谨请获得人生的第一次机会。」
2017年1月的一个午后，曼宁待在监狱的劳动作坊里，从头到脚沾满木屑。她记得自己抬起头，看到一队看守走进屋内。「我心想，噢，老天，我有大麻烦了，」曼宁对我说。「可我现在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监狱安保部门负责人让她跟他们走。
「我还回来吗？」她问。对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她拿起随身物品，随警卫走到特殊监区。她以为自己又要被关禁闭，于是开始抽靴子的鞋带。领头的官员摇了摇头：她是要去接受保护性监管。公共区域的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 CNN 的节目。她看到屏幕上的大标题写的是：曼宁获得减刑。
曼宁说她有些茫然。她此前总是避免去想减刑的事，以免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我真的难以处理和应对它，」曼宁回忆。奥巴马后来就减刑决定做了说明，其中包含对爱德华·斯诺登和朱利安·阿桑奇的隐晦谴责。「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切尔西·曼宁已经服过重刑，因此，如果说正考虑泄露关键机密信息的普通人觉得，这么做不会受到惩罚，我认为切尔西·曼宁已经服过刑的事实，不会让人产生这种印象，」他说。
四个月后的5月17日早上，曼宁被送出美国军事监狱前门，上了一辆福特探路者。司机开着这辆 SUV 驶上一个短短的斜坡，以及一条向南蜿蜒伸展的道路，经过了美国军事监狱公墓的大门——14名于1945年被处决的德国战犯就埋在杂草丛生的公墓里。远方的一些砖石建筑映入眼帘。下午1点左右，探路者停在一个停车场，斯特兰吉奥和资深律师南希·霍兰德 (Nancy Hollander) 已等在那里。曼宁太急于和两名律师拥抱，手肘撞到了斯特兰吉奥的脸。
我和曼宁在纽约共度的一个星期，就像是生命暂停的时刻：生活中的所有混乱已经过去，不确定的未来尚未到来。待在美国军事监狱的最后几个月，曼宁把总共300页回忆录串到了一起，她已经让一名经纪人去推销书稿。今年秋天，她会出现在一部由劳拉·普瓦特拉斯 (Laura Poitras) 打造、名为《XY·切尔西》(XY Chelsea) 的纪录片里。即便得到赦免，曼宁还是很难确定未来的生活会有多舒适，因为这个国家的某些人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接受她以前的所作所为。
但她决心不去纠结于自己的声誉，待在曼哈顿的那个星期，她似乎为恢复自由之身而感到高兴。我们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漫步，丝毫没有引起注意，我们在麦当劳点鸡肉，在餐厅和咖啡馆吃东西，周末还去看了《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进电影院时，查票员要求检查曼宁的背包。我屏住呼吸，以为她会被认出来。但曼宁单膝跪地，打开背包主舱，露出笔记本电脑。她被放行了：此刻，这个著名的泄密者以及前军事囚犯，只不过是一名在周日晚上走进电影院的再普通不过的观众。
我忽然想到，如果说曼宁有时似乎很难阐释自己的行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哪怕在她被捕之前，她所经历的异常与世隔绝的状态——她在克雷森特的童年时期就渴望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后来，在科威特或匡蒂科的孤独之中，或者在美国军事监狱的特殊牢房里，那种隔绝变成了现实的东西：她跟我提到过，自己的「反馈环」被撕裂了。现在，她有能力公开、开放地生活——她一直知道自己可以。她在不断适应这个想法，就像浸入寒冷池塘一样浸入其中。我们不止一次在纽约街头散步，我感觉我在见证某个人第一次完全活过来。曼宁对我说，她理解，自己的身分以及导致自己被捕的行为，长期以来在公众的想象中被纠缠在一起，有时是以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曼宁的法律团队去年提交的一份上诉简报表明，军队无法治疗曼宁的性别不安是导致泄密的一个因素。曼宁不想讨论「假设情况」——比如，如果环境不同，会发生什么——但她非常确定一件事：「我能对你说的是，」她说，「我的价值观还会是一样的。我关心的事也会是一样的。」
一天早晨，采访结束后，曼宁递给我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一个14岁跨性别男孩的纸条。「我只想说，我很高兴，再过几个月，你就能自由了，」这个男孩用钢笔潦草地写道，「我为你感到骄傲（这样说是不是很怪？）。你鼓舞了我。」曼宁把那张纸条放回信封。她说，坦白地说，她从来不是特别想成为楷模。我问曼宁，如果她有这样一位楷模，她的生活是否会不同。她盯着自己的双手。「我不知道具体会怎样，」最后她说，「但是会好一些。」
几天后，我们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天上有片片红霞，空气温暖芳香。附近有一群鸽子。曼宁向它们咕咕叫。她告诉我，在莱文沃思得知自己减刑之前不久，一只知更鸟落在她的窗口，它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一个小信使。那是一个先兆吗？她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