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钉子（沈加红）
【上读按】本文作者沈加红是杭州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多年从事银行、慈善事业，本文是他的个人回忆录。读之，令人感动。
两枚钉子
沈加红
因为我的右手臂尺骨骨折，不能用力，是姐姐帮我提着木箱和行李，挤上了拥挤的公交车。
不记得是到了什么站我们下的车，也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到位于杭州天目山路杭州大学大门口的，只记得有几位老师和学生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我无法知道他们是高年级的还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但我看到他们不分专业的在接待所有来报到的新同学。当他们看到我的右手绑着白色的绷带，搬运东西有所不便，于是其中的老师就对姐姐说：按理非本校的教职员工不得入内，你就进去帮一下吧。同学们拉来了一辆三轮车。姐姐将她下乡时用了三年的、再熟悉不过的这个木箱放到了三轮车上，同学们也将我的行李提上了三轮车。
经过第7宿舍我们来到了第8宿舍楼前停了下来，又有同学过来一起将木箱和行李搬到了三楼的房间里，那房号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房间里左右两边分别靠墙放着四张布满尘埃的高低床，有同学说，你随便选个床吧。我选了一个上铺。同学们要找抹布给我摖床，姐姐一定不让他们做。于是，他们礼貌的告退了。姐姐和我一路谢谢地将他们送到这筒子楼的楼梯口。
当然是姐姐帮我搞了清洁卫生。这是41年前1978年3月3日这一天的事，我依稀只记得这些了。
我从房间内向南面的窗外望去，法国胡桐树树干匀称粗壮，不多的叶子让更多的阳光照射了下来，使得树枝上的深色树皮斑纹清晰可见。金色的、棕色的树叶在7宿外墙灰色的立面前不知疲倦的摇曳着。我走到窗前，向下看了一眼，模模糊糊的。我去拿了一个半副无框银丝眼镜，也就是单个镜片，再向地面看去，阳光下的草地，丝丝入扣。我知道，我眼睛的近视度数确实加深了。
这个半副无框银丝眼镜是我1977年9月份开始启用的。突然恢复高考，杭七中选了部分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再回校复习，因为我们学校有许多老师是杭州市教育局多个学科教研大组的成员甚至组长。在回校复习班里，当我坐在最后一排，发现黑板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这是我近一年多来，用沾钢笔笔头斜的剪去头部，偷偷的抄写了许多小提琴练习曲和曲谱所造成的眼睛近视。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去偷偷抄写呢？因为开塞的《小提琴练习曲36首》、赫利美利的《小提琴音阶练习》、克莱采尔的《小提琴练习曲42首》等这些无标题音乐在当时是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如果被发现甚至被举报对此有偏好，那是会被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政治风险的。加之这些稀缺的乐谱都是通过熟人从专业剧团里临时借出来的，在手时间极短。正因为杭七中高考复习是临时通知的，而我没有眼镜，只好用我寄母的这副眼镜了。这副眼镜因为年久，断了，所以我也只能用手提着用半副使用，绝对不是用手持单片眼镜以装逼贵族。
只听说过继母，而我是寄母，就是我寄养给她做儿子的。其实，她是我的姑姑，我爸爸的亲妹妹。他们只有兄妹两人。
姑姑是福州海关官员家的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美丽，善良，纯洁得像来自童话世界。当抗战爆发及祖父去世后，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的姑姑和奶奶留在了老家。父亲一直在外，由小学校长兼教员到从事银行业务，从衡阳分行、重庆分行到南京分行，应该是受到了堂兄的影响。父亲的堂兄是中央银行襄理，严家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美国耶鲁大学毕业。
共和国成立后，我的父亲成为了浙江省接收民国银行时，被选入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第一批培训班，是被启用的最重要的业务骨干之一。1954年，父亲因为患肺结核而被动员退职，失业了。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家里决定让姑姑和奶奶就从福州搬来杭州一起生活，这样就不用每个月寄钱去福州以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当然，父亲没有告诉姑姑自己失业的事，怕单纯的姑姑过分担忧。
1955年，来杭州的姑姑发现我父亲不去上班了。全家七口半人（奶奶、父亲、母亲、姑姑、姐姐、我、奶妈、半个外婆）的生活靠我母亲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姑姑思想压力很大。于是，她想在家门口靠做缝纫来养活自己。这一自由经济的形式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禁止了。姑姑想不通，十天十夜没有睡觉，得精神病了。去医院看病，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先缴纳住院费200元。我家拿不出这钱，只能放弃治疗。
1958年1月我出生了，从此，一个患精神病的姑姑就伴随着我。自我懂事起就知道：一日三餐的送饭需要进入一个封闭的房屋内，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如果当你看到「有一个房间里，常常会听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笑声，一阵半夜里的撕心裂肺的凄惨哭声、一道歇斯底里的骂人声」这样的文字，甚至遇到这样情景时，你会想到什么？《简·爱》中罗切斯特太太？以及可以烧毁庄园的大火？
在我大脑皮层底层留下深刻印记的是，小学上课时，会有人对着我叫：沈加红，你家的疯婆儿在菜场里捡东西吃。我红着脸，得立马离开座位，在全班同学的注目下走出教室，去菜场里，胆战心惊地将姑姑引回去。一个弱小的孩子，一个稚嫩的心灵，就是要这样的去面对。精神病患者的失控行为可能会令人生畏，姑姑既不懂杭州话也不会听从他人。但神奇的力量每每发挥着作用，应该是姑姑对我这位弟弟的爱（她常叫我弟弟），让我每一次都能够完成要做的事情：把姑姑带回房内，把被她砸破的木门修好。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所有同学，无论是顽皮的还是逆反的，没有一位嘲笑过我和我的家庭，一次也没有！所有的班主任对我都是照顾有加。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身心被周围的爱所包裹着，让我能够从容、坚强！
由于姑姑未曾嫁人，父亲对我说：姑姑没有生活来源，我将你过寄给她，做她的儿子，将来对她的照顾就靠你了。我不知深浅的回答说：好的。从此，我就是姑姑的寄子，姑姑就是我的寄母。家里甚至去派出所改户口记录，但因为寄子关系不被认可而没有成功。我不知道当父亲将自己唯一的、幼小的儿子过寄给毫无希望的人时，母亲怎么会同意的。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奶奶常常叫我弟弟，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人心所思，苍天有道。冥冥之中，毫无能力的寄母竟然会凭借她那半副眼镜帮助我通过了高考，获得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把我送到了人生的高速路口。
这时，我还要做一次选择：留城还是读书。因为姐姐下乡三年后被推荐到杭州师范学校（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就读中学文科师范专业，按照上山下乡政策的规定：每个家庭的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所以姐姐的回杭就意味着我还得去下乡。我们家也通过远亲，为我联系落实好了杭州郊区九堡的农村。后来，上山下乡政策有所松动，母亲也在退休时与单位讲好了接受我的顶职，留城有希望了。而如果上大学读书，四年后还要面对国家分配，有离开杭州的风险。经历过母女分离的母亲试探着对我说：留城吧。倔强的我坚决地回答：我要读书！后来我们家里经常说：在草鞋（农村）、布鞋（打工）、皮鞋（读书）之间，我是宁可穿再烂的皮鞋（任何专业），也不去穿好的草鞋、布鞋。
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卧床2年、骨瘦如柴的父亲笑了。这笑容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重病卧床的父亲、患精神病的寄母、退休又高血压冠心病的母亲、尚未出嫁而社会生存能力很弱的姐姐，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作为男子理应成为了家庭主要的帮手：门窗修补、桌椅加固、捉漏盖瓦、灯电维修、补墙修路、劈柴挑水、看病跑医院。。。
所以，入学不久，当走读生们都希望能够在学校里有休息甚至睡觉的地方时，我却不呆在学校里老是往家里跑。整个大学期间，我几乎都没有很多时间参加课余的社团活动，只是偶尔的踢踢足球，参加过一次小提琴演奏（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和一次男生四重唱（哎呦妈妈），还有最后一个暑假从山海关骑自行车到上海（约1500公里），为上海自行车四厂的「飞达」牌自行车做试车实验。
正是因为这样，在大学生活里，我和许多同学交流甚少，不少同学对我平时的印象也不会深的。但是，我对发生在8舍的故事还是记忆犹新的。
中学的同学常常来8舍，与其说是来看我的，不如说是去外语系养眼的。
一次，中学同学和我在8舍房间里聊天，朱兴福正好自修间隙回一下宿舍。阿福与我中学同学相互也都很熟，见过几次面。当阿福拿起杯子，用瓢羹舀了两勺麦乳精，正准备冲泡时。我中学同学坏笑着说：阿福，不要这么客气么。阿福一边笑着回答：你们难得来的。一边去找牙杯当茶杯给他们泡麦乳精。当阿福正要舀麦乳精时，我中学同学又说了：那就我们自己来吧，太麻烦你了。于是，瓢羹也不用了，笑声中两个杯子直接倒入了约五杯的量。这位中学同学后来是分管财贸的副省长的秘书，与省府办公厅任职的李纪宁是同事，40年后，他们两位在我家相遇时说起此事，仍然大笑不止。
8舍里，类似麦乳精的故事何止这一例。8舍每个房间有两张大桌子，每张桌子两边分别有两个抽屉，这样8个抽屉正好供4张高低铺8个人使用。所以，抽屉是底对底的。一般来说大的瓶子盖好盖子放到抽屉里，抽屉锁住了，瓶子里的食物也就无法取到了。于是，将自己的桌子抽屉拉出来，用手通过对面抽屉的底部伸进去，将瓶口拧开，用调羹把麦乳精、白糖之类的舀出来，做这样的事大有人在。更有甚者，将对面抽屉里的云片糕取出，将板刷包好放回。不知道那半夜回宿舍想美美地品尝点心的同学现在还记得当时感受吗？我们都记得该同学当时说：好了，我抽屉不锁了。你们这样做把糖弄得抽屉里都是的。
在8舍中，丰富、风趣又火焰般的学生生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记忆。相比之下，枯燥、苦涩又修行般的专业学习，让我的文字少了许多。就「做做《吉米多维奇》」这七个字，就包含了我们多少的内容、时间和变化啊!大家在8舍调整过多次小组和房间，最后在大四还搬出了8舍。但是，从理工科的角度看，8舍对我们数学系的学生来说，停留时间最长，帮助最大，印象最深刻，感情最浓厚，因为数学只要笔和纸，不需要实验室。所以，8舍不仅是我人生的站点，也是我记忆的驻点，更是我思维的拐点。在这里，我获得了数学的专业思维训练，这对于今后在工作中的抽象、研究、简化、抓本质、讲逻辑、建模型等方面能力有极大的帮助，受益终身。
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从8舍冲到家里，母亲、姐姐和我送走了卧床5年的父亲。他最终还是没有看到我的毕业和我的分配，带着担忧走了。阿福等同学也来我家安慰我。
我懂父亲的想法，我要读书！毕业前后，我想去美国留学，去考托福。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首先是咨讯不够。那时所有信息基本上是靠书报杂志、通信、广播。有深度的资料还是靠书，所以，那时的书也是盗版、影印横行。托福资料和模拟考试卷也都是用影印的。国内电话、电报是紧急情况的奢侈品，国际电话、电报是打不起的。什么互联网，那是连科幻都想不到的。图书馆里的美国大学介绍，真的是简介。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我只能凭着想象去理解，认知肯定是错位的。
其次，经济原因。我毕业前没有收入，毕业后收入也只能维持国内生活。当时杭州市的五保户最低生活线标准据说是每月8元钱，有的五保户获得拆分到的实际补贴只有3元、6元。菜场里、日用品都是以角分计，杭州最好的的电影院——太平洋电影院的冷气大片也只有一角五分，钱币最大的是10元，但是向美国寄一封厚一点的航空信是以元计的。研究生申请不是一个学校一封信可以解决的。当时真羡慕美国的折叠式印刷信封，信笺信封合为一体，分量减轻不少。邮寄还可以在邮局的国际部通过人民币来支付。后续的跟进，就需要美元了。国家外汇是非常紧张的，我们私人是无法换取外汇的，哪里来的外汇指标和美元啊。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思维方式、语言能力怎么能够与国际接轨啊！
但是，青葱岁月的愣头青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找到了父亲在休斯顿的堂弟沈敬文，厚着脸皮让他给我支付去上海考托福的美元考试费。我还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写信，索要留学资料。
敬文叔叔是稠油开采世界顶级的权威，作为资深研究科学家（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在台湾曾获得政府颁发的工程师最高荣誉景星勋章一座，到美国后一直在大公司研究中心工作了21年。先在蓋蒂（Getty）石油公司，德士古（Texaco）收购蓋蒂后又在德仕古主持采油研究工作，特别是热力增产石油技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他就开始和中国联络。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他就和中国石化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络，自1979年起先后9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了出入境免检的国家礼遇。他亲自为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室设计和安装了先进的蒸汽采油实验设备，让美国同行大为惊叹。他帮助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采用蒸汽吞吐采油，成果很好，并推进蒸汽驱油计划，同时他表示无条件支持辽河稠油实验室。因此，他受到了任职公司的巨大压力。敬文叔叔态度坚决的说：大不了提早退休。我不能辜负那么多人对我的期望。他把40多年的石油经验带给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工程师。
这样的叔叔哪有不支持我的！但是，他也告诉我美国的文化和理念：所有的借款都是要还的。他明明知道我还不起，他还是在思维上提醒我说：你用什么来还？事实上，他对我的支持是无偿的。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David Hess 领事给我寄来了美国新闻总署出版的《留学美国指南》，对美国的留学做了权威而全面的介绍：从美国的教育制度到大专学院入学手续，从在美国的衣食住行到在美国读书，还有美国高等教育参考资料目录、准备赴美求学步骤表、留学美国申请表格。这就是我的留学扫盲和起步。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我的收藏书了。
当我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 offer 时，理想与现实又有了矛盾。出国的钱呢？机票是一次性的可以求人，那生活费呢？房租呢？还有，我真的走得了吗？虽然叔叔答应帮助我，但是我还是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做出了暂时搁置的决定。世上有许多事，没有比暂时更加永久的了。叔叔生胆管癌去世了。
1981年6月到1982年9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领导人员要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被强化为干部队伍的「四化」，并正式写入党章，大力推行。所以，1982年3月我参加工作后，就被安置在核心部门的重要岗位加以培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非常多，工作量极大，工作和家庭已经不能兼顾了。在我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才得到了友人的帮助，将我的寄母送入福利院。三年后，寄母在那里走完了她艰苦的人生之路。
虽然我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遇到各种情况都守住了底线，但是后来的各种原因，使得我的全日制读书愿望也就在这里打住了。
出生时间不详，在我出生前发病，成为我寄母，伴随我长大的亲人，如同一枚钉子，在我人生的路径中牢牢的锚固了一个点。
也是在我出生的前后，始建于1956年竣工于1959年的长条状、「一」字形内廊式3层楼青砖建筑，犹如一枚钉子，在我的精神成长轨迹上，高高的固定了一个点。
在历史的大河中，当世界万物的流动（Flowing）奔腾而过时，寄母和8舍是我遇到和看得最清楚的两滴水珠，仿佛两枚钉子，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里。
凯文·凯利（仅仅长我6岁的 Kevin Kelly，我不能叫他 KK 大叔）在《必然》中说：科技在本质上是有所偏好的，决定科技发展的物理和数学原理，他们就一定会青睐某一些特定的行为。那么，两枚钉子背后的本质——基督教、数学，对我是不是也有行为偏好呢？我是一个生物体，在我完成了工作经历，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可以回答：是的。在混沌的，甚至是失控的过程中，还是这两个物理存在在主导。因为这两枚钉子是精神基因，是真正的乘客，而我的肉体只不过就是个车厢罢了。
不知入世时间的寄母，到终点后就只留在了我的心中，已知建成时间的8舍，还健在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8舍连同7舍一起共5450平方米，整个建筑风格统一，体型稳重、青砖黑瓦，形象古朴、简洁明快，为建国初期建造的杭州城市优秀教育类建筑之一。2005年7月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
2017年杭州正式启动了8舍、7舍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2017年7月保护修缮方案经杭州住保房管局组织的专家、部门论证通过，11月修缮工程启动。
2017年12月10日，为了筹备「四十周年同学聚会」，邹卫华和我专门去杭大拍摄素材。这时的8舍开膛剖肚，将所有的「内脏」、结构、材质。。。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甚至拍到了一楼到三楼三层的解剖实景、盥洗室水管的解剖实景、8舍走廊和室内的解剖实景。。。那房屋、楼梯、隔着法国胡桐树观看7舍的景观、外墙拉毛的黄色油漆、青砖和勾缝。。。不变的一切，把我又带回到了40年前氛围中，甚至可以闻到了60年前的气味。
2019年2月7日，我再次来到8舍时，这里已经是杭州西溪七舍酒店 (Qishe Hotel) 了。携程价格282—398元。
对我来说，两枚钉子的作用和意义永存。
沈加红
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
于森林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