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回首时—我所参加过的几次戏剧活动、所接触过的几位朋友（黄纪苏）
【上读按】原载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0.9.29 星期五 总第39期
水流云在回首时—我所参加过的几次戏剧活动、所接触过的几位朋友
作者：黄纪苏
今年春末，《新剧本》编辑部的同志约我为「我与戏剧」栏目写篇文字。那时我们正忙于《切格瓦拉》的演出，诸事纷繁，时间即便有，心境也无。如今秋风起了，最是回首的时节。深夜漫步，街灯迷离，街市悄然。一些过去的人事便像放风的囚犯，纷纷从心中来到月下。那就说说我参与过的一些戏剧活动、所往来过的一些朋友。
跟话剧发生关系实在是因为跟沈林是朋友。我们在一个院里长大，几十年沧桑巨变，好多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后来都走散了，倒是在社会的十字路口每与沈林相遇，一块在闯红灯。沈林是个保持了正义感和真性情的知识分子，这点很像其父沈自敏先生，一位老布衣、真学人。听说中戏的「非政府组织」设立了「范仲淹奖」，沈林一举夺魁。我对戏剧的一星半点了解多来自于他，来自他弄来的免费戏票。沈林对西方戏剧了如指掌，听他聊什么贝克特布莱希特，就像听街道妇女说些家长里短。高静这样的戏剧爱护者、孟京辉这样的戏剧活动家，刘杏林这样的学者风艺术家，也都是通过他认识的。
《小丑之夜》
中央戏剧学院有位艺名「笑倒天」的以色列留学生。笑倒天是犹太人，在欧洲遭白眼，于是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剧团里当小丑跑龙套，心有不甘，于是跑到中国试运气；虽然中国妇女被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但生计还靠在公司教英语或在电视片中演外国无赖来维持，被压迫的底层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半生的鸟气，被他熟练地装进一个反专制争自由的近现代套路，演绎成一出有声有色的喜剧剧本《小丑之夜》。这出戏，他十分看中，想找人译成中文，沈林便介绍我们接了头。这样一出剧在中国上演是不大容易的，但通过翻译这个本子，我开始对话剧这个以往只觉其「拿腔拿调」、极不顺耳的行当生出几分好感。笑倒天拿着中英文本寻找资金，分别游说了发他护照的英国和以色列，以及欠了犹太民族血债的德意志，结果空手而归。以色列使馆直截了当告诉他：钱是有的，但只资助名家；他可以帮助联系演出汉诺勒温的随便一个什么戏。听笑倒天说到这些，我很为这个势利的社会感到难为情。笑倒天选了汉诺勒温的《亚克比和雷蛋头》，交我译成了中文。后来以色列文化参赞和我们的某国家剧团协商演出事宜，终于在要价三十万与还价二十万之间搁了浅。
《爱情蚂蚁》
后来沈林的戏剧研究所有笔两万块钱的演出资金，觉得三人行的《亚克比和雷蛋头》比较适合这个数目，于是请来孟京辉做导演。这是我跟孟第一次共事，虽然此前通过沈林早就认识，并常在高静老师那里雅聚。沈林原本请一位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作曲。孟真是把戏剧视作性命的人，他坚持让没有出处的民间歌手张广天来做这工作，事实证明他是有眼光的。初识始广天，觉得是个谈锋很健的人，后来听过他的一些歌，其中的文化关怀和左翼立场深获我心，遂引为同调，这便有后来的合作。这出戏演得青春酣畅，陈建斌、周迅、陶红各具魅力。稍觉可惜的是，汉诺勒温对人生冰冷的目光不见了。但我又这样想：淮橘渡江，因新水土而有新面目，文化交流的美丽之处也许恰恰在此。孟京辉要为《亚克比和雷蛋头》取个新名字，想来想去，想出了《爱情蚂蚁》。那种小昆虫和人间至情搭配，的确是件很新颖的事。孟对形式的痴迷可见一斑。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以外死亡》
97年意大利的左派剧作家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奖。国内的文化公司立即引进他的产品，并请来已有些票房的孟京辉做导演。孟对剧本的读后感已不得而知，但读完的结果是决定找人润色润色。沈林建议我来做这工作，剧本在我枕边放了两个多星期。后来孟、广天和我三个人在高静那里无精打采碰头时，我是非常祈望大家都说这事就算了。不料三人聊着聊着了就聊出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对剧本做一番大的手脚，不是把达里奥福长途运输到中国，而是让他投胎转世到中国。这样一种思路，不但契合我平日对翻译的理解，而且接通了我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于是就有了改编本《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 左派剧作家属意中死亡》。孟京辉搬上舞台的，则是改编本的改编本。此事原委在最近出版的《舞台2000》杂志上有详细的说明。
这出戏暴露了我们跟孟京辉的分歧。孟的风格由反叛姿态和游戏感组成。前者源自改革开放后的反思文化，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动；后者则属于个人性情，在这方面孟京辉的确是话剧界最有禀赋的导演。游戏感赋予孟氏舞台生香活色，《思凡》、《我爱X XX》的剧场里流光溢彩，充满了荷尔蒙气息。而八十年代的反叛姿态则像裤子，对于92、93年后的中国形势，已觉得勒腿；到了世纪末，就更连季节都对不上了。孟若能为反叛注入新的生命，他的游戏本领是会发扬光大的——《无政府》中「火车向着美国跑」那段表演就是证明，否则只能沦为舞台形式上的噱头。孟在思想内容上似乎还没有要动身的迹象，这的确也有环境的原因：如今被小刀刘净过身似的话剧也实在太多，前些天去人艺小剧场看戏，名义上是看戏，其实在看表。设想在残联大院里，那个戴着红肚兜的跳皮筋女孩，难道不该为自己这副轻快的腿脚「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地欣然做歌么？但我还是真心希望孟不满足于游戏，而是更上一层楼。
《切·格瓦拉》
好像是97年秋天，沈林建议搞一出格瓦拉题材的戏。转过年的春节，在沈林家，广天、沈林还有我再度谈起这件事。那天晚上主要是他们两位逸兴飞扬地说个不停。黄色的灯光下没有了时态，上下古今混为一谈，我坐在明暗交界处思接千载，恍然不知身在何处。9 8年5、6月间，《读书》杂志上刊载了刘承军女士的《永远的怀念》，我记得晚上睡觉前看了三遍，第二天醒来后又看了两遍，感动不已。这些年真正有正气的东西，我听到的只有张广天的歌，读到的只有刘承军的文字。我当时托人辗转打听到她，只想表达谢意。7 、8月间，我和广天去古巴使馆参加刘承军的《丰饶的苦难》一书首发式。出来时两人坐在马路沿上商定了创作日程。99年1月，我写出《创作思想概要》，把这出剧所要表达的思想做了大致的说明。广天说每一个字他都赞同。根据这个概要进行文学创作，断断续续，讨论来讨论去，到9 9年秋天基本定稿。接下来就是找钱找演员了。在告别革命的大环境里为一出重申革命的戏剧筹措资金，是感慨系之的事情。记得一个冬夜，在打了不少无望的电话之后，我试着给一位刚认识不久但已读过剧本的左派朋友拨电话，他的一个朋友做电脑软件小生意，同情我们的立场。三分钟后他回电话，对方问需要支票还是现金。我做了回答。两分钟后他又来电话：钱已准备好了。道义上的认同为这出戏的运行提供了不小的动力。患有严重血液病的袁鸿为找赞助日夜奔波，到各大学联系座谈，甚至亲自登坛说法，其参与程度远远超出一个雇员的角色。王涣清前期参加导演工作，也是殚精竭虑，他艺境高而人品正，后来从工作全局出发，引身而退，却不吝随时贡献良谋。天地仁慈，化育这等人物，使我此时灯下忆及彼时灯下，默然良久。演员周文宏每天排练或演出，要往返上百里路。杨婷便主动开车接送。这种和衷共济、友爱互助的关系，其意义不尽在于保证了演出的成功，而且在于将戏剧存在转化为社会存在，使舞台在无形中延伸。
这出戏以社会主义运动的惨痛失败为背景，它所重申的无非是压迫不去、革命不死这个许多人已不肯说、不屑说、不敢说而且还不许别人说的历史小常识。灵魂已被资本主义买断的中国知识精英，他们对这样的主题感到不舒服，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出戏采用了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就是要载道说教，就是要把话讲清楚道明白；为此，我们在中产阶级的美学面前没有丝毫歉意，因为，为人生的艺术理应如此，而且历来如此。这出戏实行集体创作，就是想在现实环境中为未来世界，摸索一种合作的工作方式和平等的分配方式。正义原则和社会理想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索、文艺上的促进，更需要生活实践上不厌琐细、不辞辛劳的试验。理想主义者在痛定思痛、退而结网的日子里既要坚守自己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应向一切有建设性的的思路实行开放。
剧组正式成员之外，其他一些人如刘承军、黄觉、祝东力、杨斌、韩德强、沈关木、萧喜东、史航、黄海威、孟京辉、田沁鑫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予这出戏无私的支持。在我们的感情中，他们每一位都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祝东力在一篇剧评中写道：「砰然心动，怆然泪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仿佛听到了革命的乡音。」 在《切格瓦拉》的整个创作演出过程中，一些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举着道义的火把从天津，从郑州，从台湾，从美国，从四面八方赶来，「同志」一词的本义在黑夜中复活，熠熠生辉。